2016-03-11 09:21 来源：通威
本次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认真履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国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针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能源革命、光伏产业发展、农业大数据、市场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思考和仔细调研，尤其就 “提高公共资源分配效率 推进我国分级诊疗”等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刘汉元委员表示，春节前，北京广安门医院女孩怒斥号贩子一事引起广泛关注，尽管此事发生后，医院及相关部门对打击号贩子采取一定的措施，但是节后号贩子又“卷土重来”。大医院一号难求、人满为患，小医院依旧是“门可罗雀”现状并未改变。另一方面，其他领域也存在着“号贩子”现象，包括倒卖火车票的“票串串”等。对此，国务院办公厅已于2015年9月11日发布了《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因此，必须厘清目前推进分级诊疗的难点，找出解决办法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取得实质性进行，以有效解决全国挂号难、看病难问题。而“红顶中介”问题，也需要将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笼子进一步扎紧。
他认为，我国当前推进分级诊疗主要面临以下困难：
1、民众对基层医疗缺乏信任感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市统计局在2015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现状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一年生病却不愿选择社区卫生机构就诊的人中，对社区医院医疗水平的不信任是重要原因。而这也与基层医疗资源少有关，三级医院在医疗设备、技术人才优势、品牌效应等方面具有一、二级医院无可比拟的优势，对患者更有吸引力。并且，民众对于基层医生的水平也不够信任，均反映出基层医疗机构尚不够强大，对民众吸引力不足。同时，不同等级医院间医保报销比例级差较低，现有的一、二级医院之间，二、三级医院之间的医保报销比例级差不大，各省份基本上都在10%左右，这种情况下，基层医院的优势并不明显。
2、社区医院药品种类有限
社区医院药品种类有限也成为居民放弃社区医院首诊的原因。社区医院只能出售国家基本药物名录中所载的基本药品，而二、三甲医院目录数量是2000多种，品规上万种，不同价格、品牌，选择面广。不少慢性病患者在大医院住院后回到社区医院康复治疗，却发现社区医院根本没有他们所需药物，只能再回大医院开药。这造成大医院门诊量虚高的同时，也浪费了社区卫生医疗资源。同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患者到社区就诊的积极性。比如，治疗冠心病的常用药“波立维”只有三甲医院能够销售，那么心脏病人在大医院做完手术后到基层恢复治疗用药就存在难题。
3、全科医生资源匮乏
按照《意见》中所提出的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的目标，那么我国将需要27万～40万名全科医生;如果按照国际上的标准，每名全科医生服务2000人口，那么在我国完全建立起全科医生队伍至少需要68万名全科医生。而我国到目前为止，全科医生不足8万人，尚有巨大缺口。全科医生的匮乏，导致现有全科医生工作量大，许多诊疗服务难以完成，这也影响了相关的转诊。在发达国家，全科医生制度已有百年历史，居民的绝大多数健康问题都由全科医生解决。这种制度不仅保证了居民医疗保健服务的连续性，而且使优质医疗资源发挥了最大作用。
对此、刘汉元委员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
1、建立医疗联合体制度，实行专家社区坐诊
建议组件医疗联合体，由一个三级医院或区域医疗中心(区县医院)作为核心医院牵头，联合区域内多家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此调配二、三级医院的医生定期到社区医院进行诊疗指导和支援，并且，鼓励三级医院高级职称医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点执业，通过大医院专家到小医院出诊等形式培养基层医务人员，将大医院的先进诊疗技术和管理理念带到基层，让大医院优势资源向中小医院、社区医院覆盖，让基层真正强起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让优质医疗资源得以有效下沉。同时，建议医联体内部的医疗机构设双向转诊“绿色通道”，通过基层医院的转诊，可以预约到医联体内大医院的号，开设基层转诊专用窗口。如果需要住院，社区医院可优先帮忙联系床位。
2、拉大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和异地就医的报销比例
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建议进一步拉大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和跨统筹区域医疗机构就诊的医保支付比例和起付线标准差距，通过医保杠杆调节来引导基层首诊、分级转诊。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保支付比例，对符合规定的转诊住院患者连续计算起付线，对于没有按照程序就医的，应当降低报销比例或不予报销医药费用，并逐步形成未经转诊不予报销的制度，促进患者有序流动。特别是对慢性病、常见病要采取医保定点的办法，建议如果不通过基层转诊，则医保不予报销。在建立基层签约服务制度上，鼓励居民或家庭自愿与签约医生团队签订服务协议，并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分配机制，向签约服务的医务人员倾斜。
3、审批部门与下属事业单位彻底脱钩
对于“红顶中介”问题，建议“加法”与“减法”并行。做好“监督管理”加法，是整治“红顶中介”的前提良方。建议加强监管既要对下属单位进行监管，防止权力溢出，导致 “红顶中介”恶性膨胀。更重要地是，需对提供服务的中介企业进行合理化监督规范，防止出现垄断服务，影响服务质量，导致群众难办事。除此之外，还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继续深入追踪中介服务的后期进程，防止出现烂尾工程，确保服务的每一步到位。在减法上，建议审批部门与下属事业单位彻底脱钩。完全从事中介服务业务的单位转企改制，人、财、物与主管部门彻底脱钩。部分从事有关中介服务业务的，将中介服务业务剥离，或者退出有关中介服务业务。对专业性强、市场暂时无力承接，短期内仍需由部门下属单位开展的中介服务，部门必须明确过渡期限，提出改革方案。取消行政机关(包括下属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关系，剥离行业协会现有行政职能及开展本系统行政审批有偿中介服务业务。
与此同时，刘汉元委员也作了深度思考，他认为，也许我们还都需要多想想: 当年的布票、粮票、肉票我们通过什么方式让它不用了，当年的批文、条子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改革让它消失了，今天还有什么行业、什么时候有号贩、有黄牛!10元一张的挂号费号贩炒到几百元，我们仅仅指责号贩的不是甚至可恶吗?几十年来，能生产的产品、能提供的服务我们还有哪些稀缺!稀缺的产品和服务又都有什么样的共性?也许就算人命关天的医疗大事我们也应该多用用市场的手，在完善基本医疗体系建设的同时，放开过多的管制、放开市场的价格， 让不同的社会医院、医生价值差异正常表现为价格差异，以推动前述分级诊疗和市场化的分级诊疗，也许才能表根兼治!